赵丙祥: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

admin gt娱乐 2019-10-07 11:35:48 1983

   摘 要:在田野民族志和历史编纂学中,传记法是一种重要的叙事方式。本文从分析林耀华的作品入手,将其置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思想脉络中,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传记法在中国历史和社会研究中的潜力与可能性。本文将谱系法、个人生命史和社会生命论归纳为“传记法三角”。在(扩展)谱系法和社会结构论的基础上,生命传记法可以呈现一个或多个人的生命历史,作为大历史中的片段。不过,现象学路径有其自身的限度,不能离开对中央政权本身和总体结构的考察。在“时势”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中呈现生命传记,才不会只是个体的故事,而有希望成为一种对中国“总体”社会生活的有力叙事方式。

   关键词:传记法;生命史;谱系法;社会结构;时势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游历川北的古筹笔驿时,罗隐不禁神思飞越,遥想蜀汉斯人斯世,尽管有豪杰如诸葛武侯,最终也难免覆国命运,于是写下一首《筹笔驿》,这是其中流传后世最广的两句。罗隐不仅仅是在推崇英雄,他对英雄的复杂心态也不吝针砭之笔。在另一篇短论《英雄之言》中,他举刘邦、项羽为例:“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雍文华,1983:205)罗隐没有否认这些大人物可能怀有比常人更高的道德品性;与此同时,刘、项却又恰因他们对政治、经济的利益兴起“非分”之心而创下事功。英雄与常人既不同,也无异。笔者援引罗隐的诗文意在表明,他对历史和大人物的感喟足以代表中国人对于“命运”的总体观念。

   一个晚唐士人的诗文大概不会吸引多少社会学家的注意力,不过,这不代表社会学家没有对此类概念的独到见识。林耀华(1999:31)曾在《金翼》中写道:“我们今天可以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把‘命运’理解为人类社会。”他在《金翼》这本书中所写的,是他的父老、族人、亲友们——当然也有土匪、军人——在一个小地方社会中的人生经历。这样一本作品,在今天大概会被归入所谓的“家乡人类学”吧。在一门向来以研究陌生人社会为己任的学科中,这其实不算什么优势;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行,只要尽可能地“变熟为生”,那么,对地方社会中的个人命运与人伦情分的体会与感悟,反倒有他人所不能及的特别之处。黄东林、张芬洲这两个人及其各自家族的命运,正是《金翼》最吸引读者的地方之一。

   在《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以下简称“渠文”)一文中,渠敬东(2019)以《金翼》为例,论述了“传记法”在民族志呈现过程中的运用问题。尽管由于渠文议题的多样和篇幅的限制没有充分展开论述,但也指出了这种方法的巨大潜力。无独有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铭铭(2010)一直致力于拓展历史与民族志的“人生史”方法。他没有使用“传记法”这个说法,但这两个概念差不多是等同的。

   从学术史的发生顺序来看,传记法当然有其特定的时间和地理的起源。严格地说,它发源于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以威廉·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1918年出版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为标志。与这种方法贴近或类似的,尚有“个人档案法” “生活史”“口述史”等说法。不过,无论在搜集材料的层次上,还是在具体的叙事方面,不一定非要全面地呈现“传主”的整个生命历程。有鉴于此,我们不必将它变成一个纯操作性的标准技术概念(尽管在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或写作手册中,这种做法早已出现)(Dollard,1935),最好宽泛地将它视为一种借自文学和史学,又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生发出不同脉络的“方法论”,如此可留出足够丰富的衍生空间和多种叙事的可能性。

   “传记”既可以来自田野实录,也可以来自“档案”工作。在中国这样一个既有悠久而强大的文献传统,又有无数“地方”的国度里,其类型和数量之多样可以说是难以估量的。在作为一种描述和研究方法时,由于传记法是在文学(尤其是小说)和史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又在社会学、人类学中有其自身的多重发源,更增加了它的可变性。在有些历史文本中,它与小说风格相近;而在另外一些文本中,又有社会统计学的意味。它并不能轻易地与哪一种类型划等号。陷阱与前景同在,过去如是,今天亦然。如此一来,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既承认“传记法”民族志是一种文体的创作,也是一种尽可能保持其总体性的客观记录和阐释。本文尝试从林耀华的《金翼》入手,对“传记法”的学术史作一简略追溯,再回到渠文提出的问题,稍作铺陈。

  

   林耀华与“生命传记研究”

  

   在燕京学派中,林耀华可以说是在践行“生命传记研究法”方面最深入、成就最突出的。最近十几年,林耀华的作品再度成为大陆社会学和人类学再研究、再思考的学术传统重点之一。有鉴于此,本文将从林耀华的作品开始讨论。

   在确定问题对象的前提下,学术史的基本研究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对文本的细读;将之置于作者的文本群中,加以索引式的梳理;结合作者本人的生活、思想脉络及其演变搭建与文本的关系;将文本置于与其同时代的或有渊源的文本群中,求索一种互文性的阐释。社会学界对林耀华的学术思想已有很多专论,在此只就本文所涉议题做一简要关联。

   《金翼》是林耀华用生命传记法写成的最好作品,但并不是他的作品中唯一运用这种方法的。这部名作应当放在林先生前后相继又不断拓展、渐臻成熟的学术思想历程中来看。他一直在不断地糅合从社会学、人类学和史学传统中发展出来的各种叙事方法,既有在西方知识社会学思路下与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结合(《严复研究》),又有社会结构论与人生史的结合(《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从《义序的宗族研究》到《金翼》)。

   林耀华的第一部作品《严复研究》既可以看作他为一位“乡贤”所撰的思想传记,又是对一位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大人物”的研究。林耀华将严复置于中国近代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以此考察他的思想构成和变化。在写作方式上,林耀华运用了文学和史学常用的年谱和传记的写法。就本次讨论的主题而言,尽管他偏重于讨论严复的思想,而在严复的生平和经历方面着墨不多,但可以说,《严复研究》开辟了林耀华对于特殊历史进程中的特定个人与社会和历史之动态关系的研究路径,无疑隐含着其此后作品中对卡里斯玛式人物的关注和偏爱。

   林耀华借鉴库利和齐美尔等人的思想,认为“生活研究法”的意义在于,若不想将社会制度写成一种静态的制度,而个人的生命历程又不落空,就应当将此二者放在行动者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对于社会复杂的现象,如要深切的洞察,就不得不精细地研究社会主动者的生活,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够活现地描写生活,而不是像解剖术那样分析。我们所要探讨的,是制度和历程的人生之意义,可是这些制度和历程都是蕴藏于男女老幼的生活之中。”(林耀华,2000a:211)

   因此,林耀华的《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1936)虽受拉德克里夫-布朗社会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但并未放弃对个人的关注。“无论是研究中国农村社会,或是研究中国都市社会,我们都不得不先着手考察中国最基本的结构,这结构就是家族和宗族制度。从研究家族经济的功能,就可窥察家族统治个人的行为。家族能够决定个人的地位,因为家族可以规定个人的利益,个人因其利益而有其地位。人类学家的确重视这种个人地位和社会结构的相互贯连。”在方法论上,这篇文章无疑是《义序的宗族研究》之前身,更是一种方法论的准备工作,“生命史”的方法是林耀华在考察义序宗族的组织和制度时运用的主要方法,而且运用得更臻成熟。在《义序的宗族研究》中,林耀华第一次明确指出他运用的主要方法是“个人生命史”:“我们可以应用个人生命史的方法,去理解社会的生活,个人生命的变迁,自出生至于老死,恰好绕转了一个圆圈。”在这里,他的“个人生命史”是在范·热奈普的“rites de passage”意义上使用的,林耀华将其译为“过程的仪式”。“人生过程,必由一个情况到达另一个情况。此种情况,当以生命的转变为集中点。”(林耀华,2000b:106-108)正如渠敬东教授所言,林耀华将整个宗族视为一个“生命”,描述它以及它的每一个成员的生死,个人生命的轮替也是宗族生命的更新换代。在这种交互的关系中,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静态的描述中,无疑隐含着一种“历史”的内在延续和变化。

   林耀华此后的两部作品《金翼》和《凉山夷家》虽然在出版时间上相差数年,但在风格方面,这两部作品不仅可视为同时之作,更构成了前后呼应的关系。《金翼》最主要的贡献之一是将生命史与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融为一体,这已是一个共识,故不赘述,此处仅就《凉山夷家》稍作解读。由于该书的主要篇幅集中于描写凉山社会制度,读者往往会忽略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即第二章中对夷家“首领”保头的描写以及对娃子命运的关注。保头(“硬都都”)是整个凉山社会能够顺利运转的枢纽。“硬都都”是一种有势力权柄的人,“权势愈大,则其人愈硬”。不论是谁,只要有足够的个人魅力与能力,就能成为保头,也就是“硬都都”。书中写到了一个人物制铁,在他病死后,他的权势也随之消逝。“儸儸首领的位置,必从个人能力得到,这地位至多维持终身,不能传袭。”继制铁而起的并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的一个同曾祖兄弟里区打吉,一个精明能干的年轻黑夷,“为众望所归,一跃而为三河以远里区支的领袖。……打一之崛起也是如此”(林耀华,2003:19-20)。仔细品味,《凉山夷家》的第二章“氏族”实际上是衔接全书的转换章节,后面对夷家社会的“阶级”“打冤家”和经济生活的结构描述显然是落在这些头人或强人身上的。

   在林耀华不同时期的作品中,生命传记法显然是贯穿始终的,虽然因各部作品所处理问题的不同,传记法的使用方式也有所不同。这实际上也涉及传记法单独运用和辅助使用的问题。不过,本文的首要任务是理清一种相对完整的生命传记法是怎样在个案研究中得到运用的,它牵涉到哪些因素、哪些层次。渠文以对《金翼》的分析为例,指出了传记法在个案研究中所应涉及的各个层面。

   一是让社会研究回到人本身,社会中具体的人的所感、所为、所想和所念,是发动社会关联的引擎,而人的总体构造本身又是一个历史化形塑的过程;只有人的构造本身,才具有文明潜在的延续性。再者,只有在具体的人身上,文化才具有其实质的意义。人是“文”的化成,文化在人与人之间所建立的活生生的关系中,化育是社会的根本机制,“人类的生存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对刺激做出反应的过程”。因而,林耀华说:“我们今天可以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把‘命运’看成是人类社会。”三是人生活在人际关系的流变中,常常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机遇、变故等偶然性,因而只有在分析中将这些偶然性解放出来,才能回到真实的社会生活之样态;偶然不是变量思维中的误差,其本身即是一种社会机制,甚至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渠敬东,2019:16-17)

   为了更好地理清这些问题,下文将对欧美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传记法做一个简短的历史追溯。为了与林耀华的学术经历相嵌合,这段时间大致设定为20世纪上半叶,正是在这个时期,生命史研究经历了从萌芽到渐臻成熟的过程。

  

   传记法的“生命史”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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