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记忆的伦理》:一部被严重误译的学术名著

admin 紫金娱乐 2019-10-07 11:35:42 7714

  

   美国犹太人哲学家阿维夏伊·玛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曾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哲学教授,同时也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下属历史研究学院的乔治·坎南教授。早期曾从事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研究,后来逐渐转向政治哲学、伦理哲学和宗教哲学研究。他关注犹太人的人权问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是多个以色列和平组织的成员,并经常为《纽约图书评论》撰写文章。他的《记忆的伦理》①出版后,反响强烈,欧美各大媒体好评如潮。如:“通过极为清晰的区分,哲学家玛格利特探索了我们依赖记忆以便赋予家庭、朋友等‘浓厚’伦理关系以意义和实质的方式,挑战性地重新评价了我们通过个体和集体方式记住和遗忘的东西的意义。”“一部启人深思的著作……玛格利特是一位极为仁慈的思想家,他的哲学总是从我们的所有复杂性角度理解我们人类,同时他也致力于通过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好的方式理解我们。”②徐贲曾以这本书为基础写了《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文,作为“序”收入其同名著作③。

   2015年,此书终于有了中译本(贺海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对这个话题有强烈兴趣,我找到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对照阅读。结果发现中译本的错误实在太多,多到无法逐一纠正的程度。为了避免中译本继续误导读者,我下决心写这篇文章。我采取的方式是在介绍、评述本书主要观点的同时选择性地纠正明显违反作者原意的翻译错误,至于一般的语法错误,就不能一一列举了④。

一、 伦理、道德、浓厚关系、疏淡关系

  

   本书探讨的主题是记忆的伦理,因此,首先要界定“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核心概念并阐释其与记忆的关系。作者在“导论”中就亮出了自己的结论:“虽然存在记忆的伦理,但是却几乎不存在记忆的道德。”(英文版,第7页)这个结论基于作者对两种人际关系的区分,即:浓厚关系(thick relation)和疏淡关系(thin relation)。“导论”部分对此进行了细致的区分。浓厚关系——如父母关系、朋友关系、爱人关系、民族同胞关系等——是亲密关系,它建立在对共同过去的共享记忆的基础上;疏淡关系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关系,支撑这种关系的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人类尊严(比如,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应该相互尊重)。简言之,“浓厚关系指我们与那些有亲密关系的人的关系,疏淡关系则指我们与陌生人、与我们疏远的人的关系”(英文版,第7—8页)。把这两种关系对应于伦理学和道德理论,则伦理学告诉我们如何处理浓厚关系,道德理论告诉我们如何规范疏淡关系。伦理与道德分别涉及人际关系的不同方面:“道德主要关涉尊重和谦卑,这些态度体现于疏淡关系的人群中,而伦理学主要关涉忠诚和背叛,并体现于浓厚关系的人群中,这些不同的方面应得到不同解释:一个是道德解释,一个是伦理解释。”(英文版,第7—8页)这个核心观点贯穿全书。

   那么,伦理关系和道德又是什么关系?是否存在不道德的伦理关系或坏的伦理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如何判断人际关系的好坏?其标准是道德的还是伦理的?

   判断人际关系好坏的标准首先是道德的。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受虐关系是坏的。为什么坏?因为这是一种羞辱关系,是对人之为人的基本人格尊严的伤害,属于道德范畴。由于这个原因,道德不仅是评价一般人际关系好坏的最低标准,也是把伦理关系——人际关系之一种——合法化的最低标准。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浓厚关系)是不道德的,那就不能算作伦理(浓厚)关系。比如,父母和子女之间是伦理关系,但是如果这种关系是受虐关系,它就不是伦理关系,无资格成为伦理关系。这就是说,“道德为评估伦理关系提供了阈值测试(threshold test,即最低标准测试或必要条件,引按)”(英文版,第86页)。基于上面的理解,玛格利特说:“伦理关系本身不能是不道德的关系:剥削的关系、可耻的关系、残忍的关系、羞辱的关系,等等。”(英文版,第86页)[遗憾的是,这句话中译本的翻译却是错的:“但是下列伦理关系无法作为不道德的关系出现:剥削关系,可耻关系,残忍关系,羞辱关系,等等。”(中译本,第78页)意思完全反了,剥削、残忍、羞辱等关系就是不道德的关系,何来“无法作为不道德的关系出现”?]

   但合乎道德只是好的伦理关系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对待女儿非常人道,非常尊重其人格尊严,但如果仅此而已,如果你只是像尊重一个人那样尊重她,这只能说明你没有违反道德原则,却不足以使你成为好父亲,也不足以使你和女儿的关系成为基于关爱的伦理(深厚)关系。从伦理角度看,这甚至是一种坏的伦理关系:“合乎道德地对待你的孩子,但是这种方式与对待陌生人的方式无异,这就是我说的坏的伦理关系的例子。它是道德的,但从伦理角度看是坏的。”(英文版,第87页)

   在做了这些必要的界定之后,作者进入了对记忆与伦理关系的讨论。作者认为,记忆主要属于伦理而非道德范畴:“由于道德包含了全人类,因此,其范围大,但短于记忆;伦理则典型地范围小而长于记忆。记忆如同粘合剂把具有浓厚关系的人结合在一起,因此,记忆共同体是浓厚关系和伦理的栖息地。依靠这种聚合浓厚关系的关键功能,记忆成为伦理学的明显关切,它告诉我们如何处理人际之间的浓厚关系。”(英文版,第8页)[此处中译本错误很多。“伦理学的明显关切”,英文为“obvious concern of ethics”,中译本译作“指涉伦理的事业”,不确。“范围大”英文为“long on geography”,“范围小”则为“short on geography”。两个短语本来都不难理解:全人类的分布范围当然是最广大的,大过任何一个民族或其他共同体,因此也就难以记住;而伦理关系限于特定人群,范围小,因而易于记住。奇怪的是,中译本第8页把前者译作“长于地界”,后者译作“短于地界”,搞得人不知所云;同页中“long on memory”“short on memory”分别译为“长于记性”“短于记性”也是不准确的,汉语的“记性”和“记忆”有别,前者是指记忆的能力。]

   尽管把记忆主要限于伦理范畴,玛格利特仍然认为,道德与记忆发生关系的例子也不是没有。这即是对公然的反人类罪的记忆,因为它侵犯了共同人性的基本观念而不是特殊的群体利益或荣誉。纳粹的罪行就是在否认共同人性的意识形态下实施的反人类罪。这是我们从道德上应该加以牢记的最为显著的例证⑤。

   “导论”部分还谈到了不同的政体形式与记忆的关系。作者认为,权威主义的、传统的、神权统治的政体,其正当性建立在“过去事件”之上。这些政体常常热衷于控制集体记忆,借此可以垄断各种形式的合法性资源。因此,在传统主义与非民主政体或权威政体之间就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与之相比,民主政体的合法性更多依赖当下选举而不是遥远的过去,因此,“自由民主政体不是指向过去,而是把自己的权力定位于其未来视野”(英文版,第11页)。但尽管如此,民主政体也需要征募记忆以保证自己的合法性。例如,宪政民主的合法性不仅在于现行的选举制度,而且源自“过去的一个文件”,即宪法。“宪法是一个共同体共享记忆的建构性部分。”(英文版,第11页)因此,“说适合民主精神的情感只是那种面向未来的情感,比如希望,是不正确的。民主同样可以而且应该包括向后看的情感和态度,如宽恕和感恩”(英文版,第12页)。[在这个地方,中译本第11页出现了重大错误。中译本对前一句的翻译是:“适合民主精神的情感,只有面向未来才是唯一的和有希望的,如宽容和感恩。”此句原文为:“It is not true that the only emotions which fit the democratic spirit are those directed toward the future, like hope.”中译本的翻译不但不合语法,而且意思完全反了。作者明确说了,宽容和感恩恰好属于面向过去的情感。从句子结构看,“it”为形式主语,“that”引导的从句为真正主语。]

   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一个具有模糊性的概念。“民主也是一个带有系统模糊性的术语,它在最低的意义上是指非暴力地更换政权的技术,同时也指各种理性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需要在公民之间建构忠诚于共同的宪法、制度和程序正义的传统。”(英文版,第12页)[中译本第11页的翻译是:“民主是一个抽象的系统概念,它在最低的意义上是指非暴力更换政权的技术,同时意指各种理性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社会方式,它需要在公民之间建立忠诚于宪法,制度和程序正义的传统。”“一个带有系统模糊性的术语”中的所谓“系统模糊性”,就是指它既要指向未来,又不能不忠诚于过去。原文为“a systematically ambiguous term”,无论如何无法翻译为“一个抽象的系统概念”。]

   由于并非只有崇尚过去的政体和意识形态才重视记忆,因此,不能把记忆伦理学混同于传统主义(这样的混同很容易产生,因为传统主义与记忆伦理学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依据定义,传统主义忠诚于过去),或混同于一种捍卫传统的教条、政策或态度。不同于传统主义,玛格利特认为,关于记忆伦理的学说似乎更能够、也更应该面向未来而不是过去。

  

二、 关于记忆、名字与关爱

  

   记忆、关爱、伦理三者的关系是本书重点论述的问题,因此“关爱”是本书的另一个核心术语⑥。记忆与关爱是什么关系?关于这个问题,作者从关于名字的提问开始:“名字中有什么?”(What’s in a name?)回答是:“有非常多的东西。”(A great deal.)(英文版,第18页)甚至可以说,对人名的记忆直接关系到记忆的伦理是否有存在的空间。

   记忆伦理的基础是关爱关系,而关爱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否记住一个人的名字。作者举了一个来自报纸新闻的非常普通的例子:某个陆军上校在接受采访时记不住一个在战争中被误伤而死的士兵的名字,潮水般的愤怒涌向这位军官。作者的问题是:这位军官有记住死去的士兵名字的义务吗?记住他的名字确实很重要吗?作者认为,名字的重要性是和宗教中关于“双重谋杀”的意象联系在一起的。“双重谋杀”的意思是:不但杀死这个人,而且抹去其名字(参见英文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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