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大教授安德利尔,如何解读黑泽明电影中的死亡与重生?

admin 百盛娱乐 2019-10-03 11:08:43 8127

蔡博,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后,现任教于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主要研究涉及新时期中国电影历史与美学、当代电影批评及文化研究。

序曲(节选)

1951 年 9 月的一天,黑泽明从狛江市的家中出门去多摩川钓鱼,这条河自东京西部蜿蜒而过。黑泽明此时并无他事可做。他近来拍摄的两部电影,一部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另一部实验性的时代剧《罗生门》,皆遭到了褒贬不一甚至怀有恶意的反应。黑泽明已经饱受片厂的冷遇、工会的抗议和电影界的不满。他开始产生怀疑。毫无疑问,他擅长剧作和剪辑,但作为导演,他的强硬个性往往让他固执己见或是做出惊人之举而令制片人无法掌控。

黑泽明的电影之路开始于“二战”时期,同时他也写一些影评。他曾在当时写道,好莱坞倾向于机智乐观,相反“我们更青睐沉郁的悲剧之美”,而“我正希望竭尽所能,创作出最美的日本电影来” 。政府审查机关对此很是受用,某种程度上,这恰为战争中的文化战场构筑起了一道所谓“日本之物”(things Japanese)的防线。 1944 年, 黑泽明不背其言, 完成了一部名为《最美》(Ichiban Utsukushiku )的影片。不能说其中完全没有黑泽明的风格,但这是一部政治宣传片,同时也是黑泽明电影生涯里唯一一部完全致力于描绘女性的作品。一群来自日本各地的工厂女工,辛劳地制造着用于目标瞄准器和空投炸弹的精密光学器材。黑泽明特以她们中间富有活力的领班为主角,每当姐妹们在生产线上为家庭落泪,或是被工作压垮时,她总能振作大家的士气。这个角色是由年轻而相对不太出名的女演员矢口阳子饰演的。一年后,在战争走向地狱般的结局时,她和黑泽明结婚了。他们的婚礼日因为又一轮东京大轰炸而被人们记住,这轮轰炸袭击的飞弹令明治神宫火光四起,那里正是他俩刚刚举办过仪式的地方。

当黑泽明从多摩川无功而返——只有空空的鱼篓和折断的钓竿——矢口阳子正在家门口等候着。她有消息要告诉他。一封刚拍来的电报上写着,《罗生门》赢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这构成了黑泽明电影生涯无可比拟的转折点,亦将改变世界文化的地形。《罗生门》扫除了日本身为战败国的耻辱感,至于电影为何能够获奖,除了认为是西方人对武士和艺伎的猎奇之外,当时的日本电影界几乎没有人能够说得上来。《罗生门》在威尼斯夺得如此重量级的奖项,也为小津安二郎、沟口健二和其他日本导演登上国际舞台开辟了道路。《罗生门》带来的这一直接影响显得意义深远,黑泽明开始被视为这一进程中的旗手。而在日后,他更将跻身二十世纪电影大师和艺术家的行列。

经历了漫长的人生并制作了三十余部影片,黑泽明对自己的电影方法和创作意图有着很多心得⸺_ 如何解释自己在做的事,为何会成为一名电影人。尽管这些心得不成体系也不够理论化。他与批评家交恶,在他看来,批评家们的繁复阐释不过是牵强附会,又或是搬弄理论而已,很多时候他们只见皮毛(“荒谬的是,有些评论者会说那些土匪抢劫村庄是象征着美国……”)。1980 年代初,他的自传出版,这是一份细节清晰、感人至深又引人入胜的传记,主要的笔墨都集中于他的童年时光。在写到 1950 年他四十岁时,黑泽明干脆搁笔,并以对《罗生门》拍摄经历的反思作结。不同于那些憧憬未来的结尾,这本回忆录在最后用更为深郁的笔调写下了这样的话:“然而,我似乎无法穿过《罗生门》之门,再向前进了……”

自他 1998 年去世,黑泽明和他的作品在日本海内外均催生出了不计其数的分析、鉴赏以及再解读式的评论文章。广泛的事实也已证明,对其作品的再版和重制,早在 1960 年代初就已开始,现在更扩展到了动漫与其他当代媒体领域。通过修复胶片色泽上的瑕疵,皮克斯公司使得“七武士”重获新生。新近的一款电子游戏《东京1923》(Tokyo 1923),则是源于黑泽明对关东大地震的回忆,他生长的城市曾被那场地震夷为平地。

《罗生门》更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无论在这世上什么地方,只要人们质疑事实的存在,或者假定其实没有所谓的真相,有的不过是我们每个人对于相对真实的认知,“罗生门效应”(Rashomon effect)便显现了出来。没有哪部电影或者小说像《罗生门》一样如此频繁地被提及,当人们为了探究某一事件而陷入困境,即便是那些在艺术性方面同样严肃且复杂的作品,也无法如《罗生门》这般为我们提供解释力,这种情形对于艺术作品和现实生活都是如此,我们也总会在城市街道、会议室、审判庭、兄弟会、监狱,又或是被黑客攻击的网络世界中与之相遇。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也许会过时,但“罗生门”一词产生出的回响却将一直延续。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泽明”将继续与我们相伴。尽管艺术作品及其创作者们纷纷搭乘着卡通气球飘向了数字世界,黑泽明的名字却早已被写进了更为永恒的时空。

但并不是何时何地都能出现黑泽明这样的人物。他的意义也不光是建立在世界性的声誉之上。 1920 年代末,他以普罗画家的身份出道,与同时期的众多青年艺术家一样,他期盼着一个新的世界。随着日本社会被军国主义势力接管,逐步走向帝国主义殖民扩张,黑泽明转行到了电影制片厂,开始了他的电影学徒生涯。他的电影创作历程贯穿了日本现代历史上最为恐怖的时期,也历经了日本战后年代的废墟与黑暗。

在那些有关其工作经历的采访和讨论中,黑泽明常常会强调剪辑是如何令他痴迷,而他也将这令他功成名就的技艺演绎得炉火纯青。当被问起在自己电影工作的后期为什么总是戴着一副墨镜,即便在室内或夜晚也是如此时,黑泽明说道,他待在剪辑室的时间太久了,以至于眼睛对日光和灯光格外敏感。剪辑意味着一种令人激动的发现,一种不可思议的碰撞,用他的话说,“生命是在胶片的组接中突然降临的。”对黑泽明而言,这些发现和创造汇聚了在他记忆深处留下过深刻印记的片段和事件,从他 1910 年出生开始,这些记忆同样连缀了 20 世纪日本动荡战乱、几经转折的历史性瞬间。

或许当我们每个人回忆过去,也包括某位导演在日后回顾其作品的缘由或其真实意图时,即便对其家人和好友而言,这种回忆不仅会激发他人的好奇心,同样还会引起质疑。用某种过去式的模糊说辞,抑或宣称“我在场而你不在”,往往并不等同于为真实性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更不要说以此揭示真相了。众所周知,黑泽明创作的电影《罗生门》正是和这一困局有关:在考量人们的行为与探究人心的隐秘方面,为什么不存在单一、简明、优先的位置。黑泽明从未否认其个人生活的点滴⸺他曾认识的人,他所经历的事⸺驱动了他的电影故事。而在试图讲述这些故事时,他也从不拔高任何特定因素(审美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使之成为其中的绝对主导。不管多么隐晦,这种个人色彩仍会贯穿于人类的任何想象性的表达之中。不去努力探索、辨析,也就无法检视、洞穿这纷繁复杂而又交错缠绕的艺术与生活。

黑泽明在剪辑时偶然邂逅的那些生命片段,自然没有被写进剧本或故事板里。据他所说,他的电影剪辑过程并非按照计划进行。相反,他往日生活的片段,他曾了然于胸的形象,会在不经意间浮现在胶片上,即使是像《罗生门》那样乍看起来与现代世界相去甚远的影片,也与其深层的个体经验有着紧密关联。对他人生活的借用也同样如此,尽管这不能被称为或本就不是“现实主义”的再现。

题图为电影《罗生门》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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